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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星命学中案例的运用── [转贴 2008-08-05 20: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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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星命学中案例的运用──

以《古今图书集成》所收书为中心

张哲嘉*

即使当它错的时候，也还是很有趣。

Donald N. McCloskey[1]

1975年秋天，在美国的《人道主义者》（The Human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反对占星：186个顶尖科学家的声明＞（“Objection to Astrology, A Statement by 186 Leading Scientists”）的宣言，并得到包括18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科学界重量级人士共同连署。声明的开头宣称：「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同为世界各地日益接受占星术的情形表示关切。」[2] 後附两篇文章陈述他们的论证。这份声明随即受到知名科学哲学家Paul Feyerabend无情的讪笑。他谴责这些科学家不过是用阵仗和权威的头衔仗势欺人，所拿出的论证就连1484年罗马教廷同样目的出版品都还远远不如。[3] 然而Feyerabend此举绝无恭维星命学或为其辩护之意，在文章的末尾他也提出了自己对占星的批评。另一方面，今上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也继承了教廷一贯的传统，至今仍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相信占星及察看命盘是一种罪孽。[4]

来自宗教、科学、科学哲学三方的夹击围剿，恰只是证明了星命学在人世间影响力之不可轻忽。这个稍经思考即可知道不可能永远预测正确，要证明他对比错更困难的东西，却能在古今中外无往弗届，让无数人信奉风靡，我们该要如何看待？

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星命学。像这种自称能够根据某套特定规则来占算每个人一生休咎祸福的方法，既需要知识，也讲求技术。在理论的建构上，它的确常带有规范、应然的面向，但其立足的关键在於其实践的信用，它不但要具备一套自圆其说的说词，更要有足够预测未来的能力。术者的判断，日後必须受到结果是「正确」抑或「错误」的验证；它的推理过程也须依照其前提所设下的规则来进行，让同样接受这套前提的人也能依此规则评价他的断法是对是错。尽管人类的知识发展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伪科学」(psudo-science)是星命学比较合适的归类。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毕竟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幻觉无根的呓语，只在患者自己疯癫的世界里为真。星命学必须具足说服他人的形式，最重要的是必须被认为有效。如果除了术者之外完全没有人承认它有过成功的案例，别说要受到广大接受，就连存活都大有问题。

案例正是本文的切入点。既然星命学的每一次操作，就是再一次接受案例的挑战，则星命学知识自建立至今一路走来，自然与已经经历过无数案例的考验，那么如此下来，案例在星命学的文本中是居於什么样的位置？此外，和任何一种预测性的学问一样，星命学必然有过遭遇到理论失灵的时候，这时他们如何回应？依照前述的假设，一套星命知识能够存活必然有过成功的往例，那么这些例子是否也曾反馈，使星命学的理论内容更转精密深沈？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将以中国的历史资料来讨论这三个问题。就这个研讨会的主题而言，像星命学这样的学问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暂且抽离出案例累积出知识进步的假设，来思考可能是一套可能是荒谬学问下的所谓案例，在知识建构时会怎么运作。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论星命之是非反成余事。

本文将取《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内《艺术典》的「星命部汇考」当作讨论的中心。这样选择的原因有三：第一，在无法在一篇文章论遍所有古代星命学文本的情况下，《集成》足以代表一个清初知识权威所的具代表性的抽样。第二、就知识范畴的问题上，《集成》也代表了一个当时学术权威的分类，将星命与其他术数及学问区分开来，可避免武断地以後代的知识分类法去取古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由於星命类古籍新旧知识叠压在同一文本的情形非常普遍而严重，在用《集成》作为基础，可以避免掉因版本问题产生的一些麻烦。尽管以下我们将会看到《集成》中所收一些早期典籍的年代仍然无法解决，另外也有些早期古籍增益入明代新成份的例子，但是於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所考察的标的是一个清初的版本。以下即以《集成》为中心，配合一些其他的资料，在各式各样的星命学发展至清初时的横切面上，根据当时知识权威的分类与抽样来进行讨论。

本文首先要先来看中国星命学的源流，以为背景的介绍；其後将说明《集成》「星命部汇考」中13 部典籍的大致内容以及其中所收案例的情形，藉以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则要说明星命学如何处理理论失灵的状况。在回答前两个问题之後，再来观察所谓成功案例的地位，以及案例与知识内容建构关系的问题，将有较均衡的理解。

中国星命学的源流

史学界有关术数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其中较为成熟的是有关於天文、历法、以及以星占预测国家休咎的部份，至於以术数推算个人禄命的学问最初如何起源、如何发展的早期情形，不免还有很多模糊混沌无法解明的地方。目前学者最清楚的部份，是西洋占星学在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ca. 100-178) 将亚里斯多德的科学权威带入了决疑占星学，同时也为出生及受孕的星图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後辗转传入天竺，转化成为具有印度色彩的占星学，接下来再藉由北天竺密教僧侣不空（705-774）从759到764年所翻译的《宿曜经》正式介绍到汉语世界流布。其中一支再经不空的嫡传徒孙、日本的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东携返乡。学者认为後来在日本占星算人禄命的「宿曜道」即直接承袭这个系统；另外中国後来发展的需要天文知识的五星等占星术，也是来自这个渊源。[5] 至於目前风行一时的紫微斗术，虽然毫不须要天文知识作为推算的基础，却也很有可能是这个谱系的支流在更进一步中国化後的产物。[6]

764年《宿曜经》的汉译是中国禄命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不意味之前就没有星星可以决定人命数的想法，更不代表用术数的方法推算个人命运完全是个舶来的观念。先秦早有命数前定并可用卜筮或相术来前知等流行的信念，曾引起墨子、荀子等哲学家的攻击。若论以一套完整的解释架构来推算、预测个人的禄命，至晚在东汉初年就已出现。[7] 而且在当时术家中似乎看来最为合理，所以富批判精神的王充在评论各家术数时，对禄命学却只是从轻发落。[8] 其後三国时代的管辂、东晋初的郭璞、南朝的陶弘景都传说对禄命的发展有所贡献，不过详细内容不得而知。到了隋代萧吉撰《五行大义》则列有三十六禽法，明显反映当时星命学的内容。[9]

最早有关禄命之学较详细的资料迟至唐贞观年间才出现。据说当时术者横行，唐太宗为之侧目，乃命十八学士之一的吕才撰写《禄命篇》等共三篇专论批驳其说。後世对於算命的主要的质疑或攻击，始终大致不脱吕才批评的范围。他说：

长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阳多近亲，非俱当六合；历阳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尽灾厄．世有同建与禄，而贵贱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寿异科．[10]

他进一步从古典出发，由当时最具公信力的经史文献中，拣出帝王的生辰检验禄命学的说法是否成立。现代的禄命专家从他所引述一鳞半爪的法则，与今日所通行者可举出八点相同，可看出当时论命方式与今时的关连。[11]

鲁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为庄公．按历，岁在乙亥，月建申，然则值禄空亡，据法应穷贱．又触句绞六害，偝驿马，身克驿马三刑，法无官．命火也，生当病乡，法曰「为人弱矬陋」，而《诗》言庄公曰：「猗嗟昌兮，颀而长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唯向命一物，法当寿，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验．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岁壬寅正月，命偝禄，於法无官，假得禄，奴婢应少．又破驿马三刑，身克驿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为绝，无始有终，老而吉．又建命生，法当寿，帝崩时不过五十．二不验．汉武帝以乙酉岁七月七日平旦生，当禄空亡，於法无官．虽向驿马，乃隔四辰，法少无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户口减耗．三不验．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兴元年八月，是岁丁未，为偝禄命与驿马三刑，身克驿马，於法无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见父，而孝文受其父显祖之禅．礼，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无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亲，而法不合识父．四不验．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禄与命皆空亡，於法无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虽有次子，当早卒，而高祖长子先被弑，次子义隆享国．又生祖禄下，法得嫡孙财若禄；其孙劭、濬皆篡逆，几失宗祧．五不验．[12]

要之可约略归纳为「同遭遇多人之命造岂可能相同？」「同命造为何际遇却不同？」以及「法则为何多见不验？」等三个古典问题，日後不断有人一再重提。但是尽管动用了这么雄辩的论述以及如此确凿的反证，并以朝廷的名分讨伐，吕才并没有能让禄命术者的声势稍减。史称「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13] 可惜由於史文很明显地在立场上倒向吕才这边，完全没有报导术者是否曾试图以论理的方式答辩，更不知道他们如何「诃短」了吕才。这次热闹的事件也就像教会、诺贝尔得主等谴责占星术为异端的宣言一样，最後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依旧这样各自表述下去。

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登上正史本文的台面，所透露的讯息恐怕不是术者的气焰在当时有如何高张，而是让术者的气焰能够如此高张的背後，可能有相当的士大夫阶层的顾客给他们撑腰。吕才这篇论文，无论从论述形式或论理风格来看，其对象都不像是要说服术者抛弃他们的技术，而更像是要劝说受过完整古典教育、理应相信经史的士大夫顾客要迷途知返。但即使是这一点他们也没有成功。唐代正是子平、占星这两大支的禄命之学的发展史正开始转趋清晰、搬上台面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几位杰出的士大夫为他们吹捧唱和，留下记录之故。

就四柱这支而言，有一位称为琭珞子的人物，相传为「言禄命者所自出」，但不知何许人，据称他以八字推演吉凶祸福，又似不如子平术的最早确实可考的先驱人物李虚中早。根据李虚中死後大文豪韩愈为他写墓志铭的，他是「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对其推崇备至。[14] 韩愈本人对於占星似乎比四柱兴趣更浓，曾作＜三星行＞，大谈自己的星盘命理，此文更被後世一再引述。[15] 从此可见，显然占星之学在此以前就早已传播开来，传统说法比《宿曜经》更常被提到的来源在是唐贞元年间，一个名叫李弼乾的术士将《都利聿斯经》由西域康居国带入中原，并在长安「推十一星行历，知人贵贱」，从此声名大噪，载入史册。[16] 晚唐诗人杜牧自撰墓志铭时也提到自己的命盘，并用来解释自己的部份际遇。[17] 北宋苏轼亦颇好此道，曾感慨自己命造与韩愈均磨羯入身命，「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18] 此下一直到明初，「近世大儒，於禄命家无不嗜谈而善道之」。[19] 换言之，算命这件事，决不如一般想像的只是底层阶级下愚者用来餬口谈天的不入流东西，早在唐宋就已经是上流社会的风尚之一。而这也就是《古今图书集成》将其收入其中的社会背景。

《古今图书集成》中所收的星命典籍及其中案例

诚如前述，中国的星命学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累积、和转变，不同时代的思想与资料逐次叠压於文本之中。在《古今图书集成》的星命汇考中所收的13部书里面，其中最早者托言作於东晋，最晚则在明代中叶成书，惟实际的情况比题名复杂得多，其中一些版本经过後人的删定或注解，有的更增益以後世的资料。要言之《集成》所收的版本可视为为明代以前各种重要的星命传本发展推演至清初一个横切面的遗迹。以下将顺次考述这13部书的背景与内容，并将其中所收案例的情形略加说明，以作为後面进一步专论案例的准备。

一、《玉照神应真经》[20]：

这本书「旧题」是东晋郭璞原著，北宋徐子平注。《集成》的编者用「旧题」二字表示了对成书年代的怀疑，而当代的学者也不认为早於相传作於唐代的＜珞琭子＞。此本只有歌诀和理论，没有任何具体的案例。

二、《天元秀气巫咸经》[21]：

卷首称说此书的原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四柱先驱珞琭子，在人世间经过几番隐显沈浮，在宋元丰间终於正式被重编删定成书。本书的结构乃将十干依序讨论。此本也未收任何具体案例。

三、《张果星宗》[22]：

相传为唐玄宗所礼遇的道士、後来名列八仙之一的张果所撰，但是在此所收者应属明万历中叶陆位的辑本。陆位字斗南，浙江兰谿人，在汪云阳原本的基础上将《果老星宗》重新辑刊行世。1593年南京户部尚书韩擢为这个新版本所作的＜序＞中形容他：「陆生操司马季主之术，挟果老之奇而游於世，恶所适而不可哉。」[23] 俨然为明代中晚期东南一隅操果老术的活跃人物。完全由於书中陆位的评注和明代才有的官名时时穿插其间，但这并不代表此书纯然是一部明代的托古伪作。[24] 薮内清根据杜牧的＜墓志铭＞中有关星盘的记载，指出《星宗》的星盘与近代星家所用不同，却和唐代已知部份的宫位排列法一致，认为此书颇有来历，可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代的占星法内容。[25] 另外，有一位现代研究《星宗》的人士根据书中星图所表现的「岁差」，推得这些图当在唐德宗以後，北宋初之前测绘。[26] 笔者对古历一窍不通，在此志出留待古代天文学的专家断定。

这本书不仅在《集成》里面，甚至在整个术数史的书籍中都是一颗抢眼的明星，除了上述薮内清外，还有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矢野道雄、何丙郁等几位科学史宗匠都曾先後提到过此书。[27] 首先，这部作品收容了些年代较早的星学内容，也需要天文知识来推算。与今日风行的「紫微斗数」相比，《星宗》和西洋占星的血缘接近得多，因而不但足以体现天文学大传统的一个侧面，而且也是了解全世界的西洋占星学流传演进轨迹的一个重要证据。这本书是属於占星系统中较为完整的著作，全书结构头尾完足，可以让研究者窥得全貌。从基本理论、排盘方法、星格喜忌、以及各种人生的课题论述都不应有尽有，理论与实务兼备，和今日坊间教人如何算命的书籍已经相当接近。特别此书还提供实例，而正是这些实例特别引起了科学史家浓厚的兴趣。他们从《星宗》末卷所收《郑氏星案》的星盘中找到了东西占星学接轨的地方，矢野道雄并取以与印度等地的占星盘做了初步的比较。[28]

除了《郑氏星案》之外《星宗》末卷还另收了《杜氏星案》，两者都是较晚的作品。《郑氏星案》作者为郑希诚，元末明初人。根据《集成》後面和《温州府志》的记载，他在18岁的时候因偶然机会入山遇见异人授以《果老五星》一书，从此以後用书中占星之法算人命运「辄验」，以致求占者门庭若市。他算命的办法是「问人生辰即书所生之七政四余及干支化曜於盘上，倒悬之仰观旬日，人之寿夭祸福穷通锱铢不爽。後卒书不传，今有所撰写占词七十二张行世。」据说後来永乐年间有个有个名叫汪廷训的人得到这批占词，「效其法，亦取验。」[29] 汪廷训学习占星的方法倒是跟医学史中学习「丹溪医案」的掌故颇为类似。[30]

现在我们看到的《郑氏星案》与上述所谓「占词」的说法基本相符。目前《星宗》内共有40个命例，均以一张星盘为中心，标出重要的喜忌神杀，然後对本人一生重要历程的批断。根据现代潜心研究果老星术的人士指出，《郑氏星案》的40个案例中有一部份可以完全还原成本来的年月日时，已知部份分布在到1312到1376年之间。[31]

《杜氏星案》也是为人批命的占词，作者为杜全。根据《集成》中陆位等的叙述，乃是浙江括苍人氏，早年遇到神人授以星术，遂著名於成化年间，「算多奇验」。[32] 今所传乃「好事者录其批词，仅二十余章，汇句成集。」[33] 虽说有20余，其实书中只余17章。今取最短者以为示范：

命坐端门最上头。神羊独立在南周。计罗截断身飞出。金水扶阳主入游。性如火发冲牛斗。杰然特出异常流。才交弱冠来年後。一跃龙门拜冕旒。[34]

占词全为韵语，词藻艳丽有余，但是所承载的资讯不多，而且很多地方也是模模糊糊，似乎现代连专家也无法像是对《郑氏星案》那样，依据这些占词来还原为本来的星盘并加以解说。从陆位的引言看来他好像也对《杜氏星案》的内容稍有微词，但是还是肯定这批资料的价值。他说：

杞梓楩楠，材各不同，无非栋梁榱题之具也。况见凤一毛，窥豹一斑，而全体可知矣。[35]

其中「凤毛」、「豹斑」的比喻，倒是与医案＜序言＞习见的套语十分类似。

盖现代以前的「星案」一词似出於明代。除此处二例外，笔者只知道另外《明史》＜艺文志＞中有《文武星案》6卷，亦属於张果星学的系统。[36] 或许此一辞汇即明代书商所创造，亦未可知。重要的是，星案在此虽然只是以最为素朴的方式，以交接顾客时的占词当下的痕迹，而与宫廷里面的「脉案」相似，尚无如更多医案般经过作者事後更多的铺陈和诠解，但已经足以成为後学者模仿学习的有效教本。而这两部星案的基本特性就是我们对於被占者的背景资料其实一无所知，也只能假定他们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他们的准确性已经先得到前人的肯定，或至少批词的解释深得星学妙谛足为後式。有关於一个算命法则如何能够成立或解释的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取得一个众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的资料作为佐证。关於这样的潜在需求，《张果星宗》也提供了另一个范例。

在本书的第3卷有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传说中的仙人张果看上年轻人李登淳厚质朴，可传仙道。但是李不愿学仙，只愿意在星命之中，愿闻一二。乃开始师弟之间的问答，颇具医经中黄帝与雷公答问的古风。乃有＜先天口诀＞、＜後天口诀＞乃基本原理，苦口婆心用寅命示例，使学者可以类推。接著是＜至宝论＞，乃启法则不准之疑。其中有五个具体的案例，由李问为何不符，张解答。後面的＜评人生禀赋分金论＞有果老、王勃、李登、杨国忠父子、张巡、姚崇、安禄山、李淳风、唐玄宗、李林甫等共18个命盘。最後以李【心登】的口吻跋曰：

前後问答数十条，俱论唐世朝臣及星芒见诸分野，应安史之乱。以其文语聱牙，用事诡异，故节之也。然谈星之要实不外乎此。後学者融心於此，即有所得矣，不可忽略宜细详之。[37]

乍读文本让人兴奋，但是若稍微考证其年代，则又发现所举名人的资料无不错谬百出。而章末所标注的年代「嘉平二年」也与场景无法符合，全篇透露出一股诡异的气息。[38] 在此必须要指出的是，《张果星宗》经过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不乏精通史籍的学者阅览，然而他们都没有指责这篇在年代上严重失实而将其剔除在外，莫非尽管人事出於假造，但是所提示的法则不能废？如果如此，那真是高明的术家给吕才式的论证所开的一大玩笑。无论如何，以历史人物作为禄命之学检验的基础，是正反两方同时运用的方式。尽管事实上好像都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却仍然乐此不疲。

除了此卷之外，以「韩昌黎生之辰月宿斗，东坡亦身在磨蠍宫，可见月宿於斗最出文人才子也。」这样的形式另外零星加入了少数的案例资料。[39] 加上二星案所收57个批词，全书共收案例60 个。

四、《耶律真经》[40]：

这本书在当代科学史界不算太有名，但是在传统的星命学界则似乎受到相当高的重视，曾因其引述比率之高引起何丙郁的注意。[41] 除了有一个异本被收入万民英《星学大成》的卷10外，[42] 还有另一个内容相近的版本更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独立成书。[43] 《四库》＜提要＞所用本的序言，此书乃辽宗室耶律纯於984年出使高丽时，向该国精通占星术的高僧国师乞学而得。但因历查无得，断为伪书。惟在中国会把从号称外族小邦的书籍输入还流行一时，确为罕例。笔者曾经比较各种星家、密教典籍以及宣化所出土辽代墓葬星图的宫位名称，发现这本相传辽代星书是唯一与出土文物相合者。这是否代表占星学是否别有一支在高丽、契丹等地发展流行後再回流至中土，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知道。此书并未收任何案例。

五、《五星壁奥经》[44] ：

从名称即可知此书属於占星系统，从内引官名来看年代是宋代或以後的作品。此书虽名为经，但是体例与一般的经典并不相同，全书的内容只有四十个批命的断例，书中称为「清台四十星格」。这里所谓的「星格」与星命学习称的「格局」似乎不尽相同。「格局」这个名词至少可以早推至宋人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据说当时「操术者人人争谈格局之高，推富贵之由。」[45] 从叙述上看来颇同於现代所理解的「命相家指定格与合局」[46]，亦即重要的星躔或术数元素出现特定的组合方式，并非实指任何一个个别的命例或星盘。一个命例即使符合了格局的基本型，也须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是否影响或「冲破」了格局的纯度，才能许其「入格」。而在这本书中虽以较为抽象的「格」为称，实际上则只是对某一特定例子的批命。其文法与南宋的《太医局诸科程文格》相类，意指合格的范例。每一个例子先以二句七言为断，下以小字注解此人身分，最後加上数句批语讲述其人之宫位和星躔配置为何能使其达此身分。所举的身分除一富寿、一富贵双全、一贫穷、一出家、一拙人、一破祖、一恶死、二夭折、一下第、一废疾、一犯重典、一刑囚、一夫人、一婢妾、一娼妓、一淫奔外，其余都是官员，批语也注重在为何达此官位。其中六个有姓，在形式上显示是实例。似乎纯粹以案例立格，其中六个摇标注了姓氏。全书40格，其中一个收有2例，总共有41个例子。

六、《壁奥经》[47]：

此书与《五星壁奥经》体例相同，由120个号称「星格」的命例组成。跟前书比起来这里的描述更为简略，只用一句七言作断，而且後面的批语也更短。七言下小字的注解没有任何特指的人士，不过所包含的范围却较为广泛。除了身分之外，也包含了主目疾、少疾、先凶後吉、游荡、乃至反覆无成等，另外也有一些有福、劳碌等模糊的字眼。但即使如此，在形式上本书似乎是针对某一星盘如何从星盘的多种变化中看到这一种性质的示例而已。若此看法为确，当计有120个例子。

七、《望斗经》[48]：

共分三篇，亦属占星系统，成书年代不详。大致体例为先下一句原则性的经文，後接注解说明字义、引用其他经文、或举出适用此经文的星盘的几种可能性。此书喜欢用历史人物为说，包含了阿难、项羽、伯牛、子夏、庄子、西施、孟母、贾充女、李广、仲尼、孙子和庞涓等等，但并无任何会被误会成拥有他们的星盘作为案例之意，只是拿他们某一特定的际遇比喻某种情况，如子夏失子、庄子丧妻而已。虽然经文中暗示作者曾经看过许多星盘，所以大胆地说某种情况「断为」或「多为」如何如何，并无实际的案例示现。

八、《琴堂步天警句》[49]：

和《望斗经》属於同系，体例也颇为类似，只是经文部份较长，通常为三行；而後面基本上只是对於警句的注解，也缺乏原则性的星盘整理。同样也没有任何案例。

九、《琴堂五星会论》[50] ：

此书和前面的《壁奥经》、《五星壁奥经》类似，唯一内容为「论富贵六十九格」，虽不推演理论，但也不如前二书为针对特定命盘立说。此书稍微归纳地描述星盘可能出现的某种现象然後加以论断，跟一般命书所称的格局较为接近，可以容纳多种共同属性的命盘模式。故本书所列举案例数目为0。

十、《琴堂指金歌》[51]：

书末的跋语云此书「作於唐而秘於宋」。和前面的《琴堂步天警句》一脉相承，是经文－注解的形式。未收任何案例。

十一、《磨镌赋》[52]：

体例同前书。据《集成》小字注解，此书乃是从五星流派的诸家论述中一些判断的公式，「摘之以便取用」，并无任何具体的案例。

十二、《兰台妙选》[53]：

据《集成》注解此书的特色是专以纳音地支取象，在系统中似属独具只眼之作，但对本文的目的而言则像是另一部四柱版的《望斗经》。文中「石崇排金闼之筵」、「武帝送穷船」，均也同前只是比喻而已。无具体案例。

十三、《三命通会》[54]：

此书乃《集成》星命部著作的殿军，跟张果、耶律的著作一样受到乾隆馆臣的青睬，另一版本也收入《四库全书》。根据《四库》本该书的＜提要＞所说，这本书是当时最重要的星命学著作，「自明以来二百余年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几於家有其书。」[55] 可见其重要性。

此书在《集成》中未标明作者。《四库》＜提要＞根据《明史》＜艺文志＞之资料推定乃明嘉靖庚戌（1550）进士、前述《星学大成》的编者万民英的另一部作品。[56] 笔者考诸《集成》本书＜将星扶德＞条中有段自论称：「余命庚寅日生十二月大寒後…生丑月…年壬午…时丙戌，柱有偏官所以典兵刑为清台，日主休废，官故不大。」[57] 与本书汇考45的作者自记八字以及後面所附万民英的生辰资料（阴历嘉靖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时／阳历1523年1月3日午後9-11时）均相吻合，可资佐证。[58] 盖万民英的一生虽然是进士出身，却有大半辈子浮沈於大宁都司、茂山卫右所、福建兴泉兵备等武职，最後於以省级单位的参议致仕，恰符合自论所言以及书後生辰对他冠以「参议」的称呼。[59] 万民英在撰写的同时并曾专论其命造解释为何得此名位，似乎对於命数前定以及命数可预测这两点都抱有无可质疑的信心。

全书36卷，为《集成》卷帙最庞大的一部书，主要在讨论子平学的理论，但也为讲星学者所宗。书前面先从造化之始、五行干支起源等最基本的原理起论，并以极其系统的方式将四柱之学中各种术语的性质讨论，可谓命学的百科全书。作者显然掌握了极多的八字实例，在行文间旁徵博引，论中夹议夹叙，据笔者初步计算共提到了328次完整的命造。由於星学早就已经借用了很多传统术数的内容，里面有很多解释也为後世讲占星的人士所沿用。但所收的案有十分奇怪者。如他指出某一类的组合甚凶，「命必伤残，不然畜生。如癸丑、乙卯、乙丑、癸未是猪命。」还有「平头三刑空亡五行无气便是畜生，如戊寅、庚寅、庚寅、戊寅是犬命。」[60] 真叫人看了真不知如何措手。须待方家指教。

就本文的兴趣而言，《三命通会》最吸引人的部份在於从《艺术典》卷613到619，以日柱、时柱干支所有可能的组合120组为纲领，立下断语，并每个断下附注了作者所蒐集到八字的实例。这是一个极其可观的八字资料库。尽管这七卷很显然加入了万民英身後继续扩编的八字，这毫不影响其价值，值得专文讨论。据笔者初步计算，这七卷总共收有3604个案例，连同前面全书共有3932个案次。

在上述13部典籍之後，《集成》的「星命部」承袭一贯体例，以卷629的＜星命部总论＞、＜星命部名流列传＞，以及卷630的＜星命部纪事＞和＜星命部杂录＞作为压卷。其中包括了吕才的＜禄命篇＞、宋濂的＜禄命辨＞等等。後面的名人传记最早者数北齐的魏宁。然而这并无否定禄命之学在更早即已存在的意思，盖所收最早的《玉照神应真经》作者郭璞，以及前述的管辂的传记，都已收录在《集成》稍前的「卜筮部」，故於此不再重复。传记、纪事、杂录中收有推命神验的故事甚多，但因不涉及在文本中的位置，所以在此不予计算。

总计《集成》的星命部汇考共有4257个案次；在13书中共有4部收有案例。分布情形并不平均。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有数千年悠久的算命历史来看，这样的数字其实很少，尤其是跟西方的Lily等每个占星家动辄有一、二千的案例相比更显得微不足道。不过在此必须要提出来的是，东西方所留/下的算命案例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之所以能够这么多，很大的原因是西方占星术具有为小事卜筮的功能，所以容易累积很大的数量。占星学传到中国之後，虽然仍然保有这种特色，但是几乎不出现在理论之内，也罕见记录这种能力操作的实况。[61]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所留下记录者有极大部分是出自官宦，女命已极少，另点缀以些许贫、病、夭、奇死等特别的案例。这和西方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一般了解的情况均不相符。较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的术者有很强的动机需要解释或解答仕途顺逆的问题，现在所知的案例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被筛选出来的结果。[62]

这些少数有幸被特别选出来放在书中的，当然是我们藉以了解禄命之学实际操作极重要的史料，其所能展现的面向与讯息，可以随研究者所问的问题有多样的分析方法和解读结果。就本文的立场，首先所要看的是就是这些案例在整个立论中的位置，跟没有展示案例之前相比，对於星命学的知识体现又有哪些差别？

就位置而言，前述集成的例子中，《郑氏星案》、《杜氏星案》、《壁斗经》、《五星壁斗经》是完全独立於其他部份的。这些都是以实用的批词形式出现，不涉及理论的推展。所用到的术语，是用来推论预言的基础。这些对於这门学问的功能，似乎不是要来生产新的知识，而是要让既有的知识变得更具体和更清楚。在功能上，二经在形式上是以真实的命盘来给命格示例；而二案则是可以让学者见识到抽象法则付诸实际应用的方法。惟在这样初步观察的描述，尽管能够大致知道案例在星命学文本似乎居於边缘而独立的地位，对於案例对於整个学问的意义，却不容易澄清。要在这个问题有所进展，恐怕需要在有意义的问题的催化下才能做到。

案例对星命学的考验

对於千百年来无数谴责并企图消灭算命的人士而言，最难解也最难堪的是：为什么他们已经提出这么多雄辩的反证和逻辑的论理之後，还会有这么多人要前仆後继地加入算命的行列。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算命的拥护者毫无教育程度或阶级的差别，甚至也宗教教义也无法约束他们对星命的渴求。而且很显然地这些人很多并不缺乏理性，有些甚至极其杰出。他们也无法指责这些人是盲目相信算命，韩愈、杜牧、苏轼这些大人物在谈他们的命理的时候无不说得头头是道; 较不有名，却花了毕生精力编纂出《三命通会》、《星学大成》这两部巨著的万民英缕缕谈他自己命运之所以然时，何尝缺乏说理，而字里行间的感情却又是那么真切。所以如果真要能打垮算命的应援阵营，关键之处恐怕是在能否解释出为什么有前述那么多成功的案例。因为那些才是长久以来算命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这却也是反对算命的论证最欠缺的部份。

这个困结的确难解，至今仍没有人提得出一个让大部分人都能信服的答案。命理不像医学，有时可以找到另一套知识权威为其部份内容背书，如有些中药的公信力就有化验的支持如虎添翼。在星命学的情况，正反双方缺乏共同接受的任何标准来对话，除非预先接受禄命术者的前提，否则根本没有基础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奇中」的情形，但术者的前提本身就是要被革除的对象，接受了也就无异先自坏立场。算命的反对者似乎在此无措手之地，他们甚至没能藉著一些算命行骗的社会事件来指控所有的算命都不过是骗术。[63] 认为术者完全不可信者，只能说「其有合者皆偶中也」。[64] 态度较温和的则以「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来面对这个问题。[65]

研究西方占星学史的史家承认：当他们必须要谈到占星这种不为现代科学所接受的学问时，不免怀著些有些纡尊降贵趋谈小道的心情。因此，也多少感觉有义务要找出一些合理的说法，比如说古代人的生活作息与气候天象的确息息相关等，来解释古代有那么多人深信占星学是有道理的。[66] 笔者以为类似这样的说明特别有助於了解为什么一套占法在某文明容易存活与发展，但是对於解决为何人们相信星命学并非关键。此问题甚大，当另撰文讨论。简言之是危机处理能力的问题。盖所有的占法无不企图以为数极有限的因素为基础，来解释并预测人世间发生无限可能发生的事情。即使有朝一日能够证明现在史家所嗤之以鼻的占法其中一套为真，如果没有足够的技巧，以此法占候的失败机会无论如何都会很多。所以要不被淘汰，越容易应付案例挑战危机者越有利。而一套占法的内在理则若越接近一个文化的思考逻辑，在预测失败的时候重新给自圆其说的解释或被人们原谅可能性就越大。[67]

持平而论，在讲到算命说的是否验证这件事上，其实有很大的模糊地带容许自由心证，如此就可以创造出相当的余裕或机会导向有利於算命立场的结果。很多时候占者所说的预言会在听者的心中醱酵，足以让他们听了後激励起勇气采取行动，进而积极促使预言成真；[68] 有些时候则是让顾客在事过境迁之後许久还能慢慢咀嚼，偶发一次「验耶？不验耶？」的低回。[69] 大体说来，人们对於预言或法则应验的裁定标准并不算严苛。宋朝不过是有四个年份恰巧有两位状元同岁，就有人以为其中必有什么神秘法则在背後主宰，「此於星历必有可推者。」[70] 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在给多部星命书作＜提要＞时，常是一面说书中所记的法则「有不验」，一面还是把这些书纳入了皇家钦定的大典之中。[71]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还是假定或期盼会存在著一些法则来解释人世间万殊的现象或巧合的。

但大众的宽容和反对阵营的无计可施，并不代表术者就会一直恬然燕居、故步自封。无论我们对於星命学有著什么样的观感，都不应抹煞的确有许多人死心塌地相信这是真理，并且努力想要找出理论失灵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前面说到吕才提出的三大古典质疑：「同时遭难的多人怎么会同遇煞星？」「同时出生为何际遇完全不同？」以及「依法命当如此，但为何结果却会相反？」，後世绝少正面提及。但是问题还是无法逃避，对第一个他们的态度几乎是完全漠视；但第二、三则关系甚大，他们提出了很多新的解释和更多的法则来回应。事实上，只要可能导致不幸的法则够多，要从命理中找出为何一个人会罹难不会太困难，反正也没有人拿得出长平四十余万条冤魂的全部命造要术者一一验算，第一个质疑置之不问也无伤大雅。从笔者所见近代一些有关名人为何可以成功立业的命造评注来看，术者活用法则解释人事的应变能力相当强，解释灾难当可跟解释富贵一样游刃有余才对。

有些算命法的狡辩方式可谓匪夷所思。竟可以拿祖传古书失传相关部份来解释为什么算不灵：

道光以前，山西有以蠢子数鬻技於都中者，颇有验。其於湘人刘协揆之降调升复，语皆符合。武陵赵文恪公慎畛曾就其人而询之，乃之此数於国初由关东传至山西，原书八箱，五箱损於水，遂有无从检查之八字，即诿之此沈失之数…[72]

有的时候问题却一点也不复杂。盖有关计算的任何知识，输入资料的错误永远是结果不真最好用也最先要检查的理由。尤其在没有时钟、报时的暮鼓晨钟又只有极少数人才听得到的时代，生辰的错误当然是一个合理的怀疑。[73] 命书中常穿插了一些确认出生时辰的小秘诀，如用头上的发旋来断时辰交界的疑惑等等，正是反面说明时辰难以确定的困扰。诚如吴一立（Yi-Li Wu）所指出的，尽管医生在台面上的文献振振有辞地声称他们已经如何如何克服难题、掌握了控制流产、以及猜出胎儿性别的技术，不断新出的偏方恰恰无声地诉说了之前旧方的不足依赖。[74]

理论内容的不断扩充和复杂化正是中国星命学史的特徵。从好的方面看当然可说是这门学问有生命在发展，但正像胎产知识的情况一样，这同时也无可抵赖地暴露出旧法从来就不敷使用的困境。就子平法而论，在韩愈为李虚中写墓志铭的时候只用生年、月、日的干支来推算，到了北宋徐子平就加上时成为四柱。但马上就有人觉得不够，到沈括时就有人讲时辰还是太粗，应该在时下再加上「刻」成为五柱。[75] 南宋时另外流传有题名为北宋术数名家林开所撰的《五命秘诀》，认为有必要在年、月、日三命之外另加上时、胎成为五命来推算。[76] 这样的想法一直到清朝还有人重新提出来。[77] 星学理论内容更是以极巨极速的倾向朝汉化的趋势演进。前揭何丙郁先生的文章即是勾勒出这一支的脉络，在此不多赘叙。唯一需要特别在此点出的是，中国星命学史之所以会有这样快速而复杂的发展，与此方的算命界生态有密切关系。在同时有多种渊源迥异的算命法齐头并进时，除了互相竞争，也不乏有人试图借用别人的理论或法诀进入自己的体系，以图增加解释成功的机会。[78] 惟诚如《四库全书》馆臣所说的，「术家必欲事事皆验，故多出其途以测之。途愈多而愈不能中。」[79] 苟此术有真，得术之精者胸中自有丘壑知所捡择。只是此法虽弊，但对於一般的术者而言，有了千百年来兼容并蓄、百川汇海後丰富的解释工具之後，当面对为何多人同罹灾殃，或是如法却不验等质疑时，也应能更好整以暇才是。

相较起来，西方长久以来拥有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人文传统。有监於此，

从占星学的大师托勒密起就勒下白纸黑字：占星对於人事没有必然约束力，也不保证占星预测必然会发生。这成为日後无数失算术士的免死铁券。此外在後来基督教凌驾一切的影响下，於理占星术不能也不容许推算神旨。有好几位星士以此为理由辩解其预测的重大失误，均能成功弥补其濒临丧失的名誉。[80] 而在始终缺乏有力竞争者的情况下，西洋占星术虽也有无数智士不断的思索修正，其大致的形式自托勒密以下始终无太大的改变。其发展史上最大的事件可能是1781年天王星的发现，曾一度造成中古式占星学极大的震撼。[81] 但这个冲击所要求的改变，也只是在既存的架构上外加一个新因素而已。

如果西洋的占星术可以不用承认或检讨理论的失误，一再用非理论方式就可以应付掉失败的责难，难道这法子在中国会没人想到过吗？答案当然是有的。早在《琴堂指金歌》就提到：如果所提供的方法居然不灵，就该去了解一下这个人所积的阴功、祖德、以及风水如何。[82] 非理论的解释在满足大众要求命理会给不世出人物什么样解释的好奇心时尤其好用，不但可以规避掉用理论解释时顾此失彼的窘境，还可以附和大家潜在的膜拜心里。万民英就曾明白说过「要之天生大贵人必有冥数气运以主之，年月日时多不足凭。」[83]

即便可以过关，这样的遁辞实在不应多用、轻用，否则久之必将损伤信誉。事实上，现实社会的不断变迁，术者的确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下抛弃或修正古诀，而以更灵活的手腕处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所以早在北宋就有「古有命格，今不可用」的说法出现：

衍曰：「忠宣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正艰难中，仅做参知政事耳。」余曰：「忠宣为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贵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余问其说。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次作两制，又次官卿监为监司大郡，享安逸寿考之乐，任子孙，厚田宅，虽非两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贵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孙，贫约如初，盖其命发於刑杀，未久即灾至，故曰贵人多福人少也。」[84]

这事并非孤例，南宋初就有另外一则笔记用社会的急剧动荡来解释为何有些术者会算不准：

临安中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数者易得获，而近来数十年间向之行术者多不验，惟後进者术皆奇中，有老於谈命者下问後进云：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後进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贵禄生旺皆是贵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郡守阃帅者日以杀人为事耶？」老师叹服。[85]

这些都可以说是时下用「社会变迁」为理由，以新的思惟方式来翻修古法、或灵活解释命造的滥觞。

非理论因素甚至於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同时出生却命运相差甚大的案例。《三命通会》记载著这么一个涉及神怪的故事：有两个人八字完全相同，命运却相差很多。一个人家境富裕，每天快乐度日；另一个则甚为贫困。一日前者呜呼先逝，後者开始惊惶，担心自己八字既然与之相同，会不会也大限不远，乃在灵前祝祷相问：

「我与公生年月日时同出处同，公先舍我去，使我今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灵宜托梦以告。」其夜果梦云：「我生於富贵，享用过当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86]

这样的神怪情节恐怕只好当作劝人知福惜福的故事来看，如果命造这么容易改变，那么命理到底何用？

所以，尽管有这么多谬巧的妙法可以回应种种理论失败或例外的情形，最高明的方式也许还是回归基本面，以理论内就能说得通的方法去解决。命理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同命不同境遇的、吕才第二问题，而术者在这方面最无法回避，所费在解释这个问题的工夫也最多。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以小儿的出生环境来转圜八字理论失灵的状况：

史胄司相国史文靖公贻直之父，字胄司，名夔，素精子平学。康熙辛酉，携家入都，舟泊水驿，生文靖。胄司取其造推算之，谓当大贵。时阻风，舟不得行，乃登岸纵步。见一冶工家适生子，问时日，正同，心识之。後二十余年，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告归，复经其地。欲验旧事，自访之，则门宇如故，一白皙少年持斤操作甚勤。问其家，即辛酉某日生者也。竟夕不寐，忽悟曰：「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以制之。生於舟者，得水之气，可补不足。若生於熔之所，则以火济火，全无调剂之妙矣，其贫贱也固宜。」[87]

这个故事就外行人来看其实还有很多疑点。如果这个命造的确有「火太盛」的不足点，有多少婴孩可以如此幸运，恰巧在舟上出世？这样的命造又如何可以轻易断得是大贵？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先例」的确可以抚慰许多信仰命理人士的胸怀，至少这是在理论变通的范围之内给了他一个解释。而既然出生环境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即使生下来的八字有些缺陷，就可以有一活法，以改变生养环境以图挽回其出生瞬间可能带来的不利。如：

归安王勿庵侍郎以衔初生时，星家推算八字，谓其中缺水。或告太夫人曰：「必令小儿在渔舟上乳养百日以捕之。」乃召一渔人妇，畀其钱米，寄养百日焉。[88]

今日仍常有用取名方式补救八字者，例子俯拾即是，举不胜举。重要的是，尽管这些偏方都不在命理理论的正式内容里面，却都成为实践的一部份，而为侧面支持命理有效的贰军。王勿庵日後的功成名就是否与此施为有关并不要紧，只是就父母而言已经尽了一份心，而八字拥护者又多了一个八字理论成功胜利的「案据」。

出生环境、改名等虽是相当普遍的命理实践方式，但是在论学讲理时却不常使用。如果需要解释两个命造完全相同，命运却有厚薄的时候，最为主流的解释方式还是不需要动到理论的核心部份，而另外附翼以历史悠久的「分野」理论来处理。[89] 这样的解释在解答为何命运不如理论所预言的方向发展时确实使用过。如：

嘉定钱竹汀宫詹有一仆，服役多年，体魁梧而勤干，竹汀恒倚重之。为推生造，谓必以均公保举，官至三品武职。久之不验，疑之，因以其造录寄钦天监，属为之推算。覆曰：「某命果佳，如君言，然必生长北方。若生於南方，则终身仅能近贵而已，此所以给事君邸也。」[90]

这样的说法不但见诸笔记，也登堂入室地进入正统命书的正文。而且使用次数颇频繁，所出现的姿态完全不像是一个轻轻的遁辞，万民英本人就曾相当郑重地运用了分野的观念配合八字，讨论了一位八字完全相同的同僚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些许的差别的原因，从而得到「命信然」的结论：

余命庚寅日，生十二月大寒後，太阳在丑宫斗十九度，天月二德在庚，属日主，又庚以丑为贵神，是将星扶德，天乙加临，庚生丑月，虽休不弱。年壬午本则旺时，丙戌柱有偏官，所以典兵刑为清台。日主休废，官故不大。总兵傅津腰玉挂印，与余命同。傅西人庚日得地故也。出身武科，命信然。[91]

不仅如此。万民英在他罗列的「六干日某时断」下所举出相同命造小有不同时，也会郑重地标出「分野不同故也」作解。[92]

虽然我们不能不质疑为何四柱理论何不就把方野纳入正规的理论体系，而不要只把他当作不灵时增援的预备队。但是从上述面对必然有不准此一事实的种种回应方法，前贤在百般思索，探寻出路之余，似乎得到了目前的型式是最佳的共识。无论是增加成五柱、或是跟方野、出生环境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方法都治丝亦棼，难以面对新的失灵危机。还不如保留原样，然後留下空间去辩解或提供改命服务似乎是比较聪明的做法。毕竟正如《四库全书》馆臣所说的「言命者但当得其大要而止。苟多出奇思曲意揣度，以冀无所不合，反至於窒塞而不可通矣。」[93] 还有章世纯也说：「其法有验有不验，验者人之智计所及，不验者天之微妙存斯。」[94] 这就是盛清一流的知识分子给星命学验证所能达到水平所划的天然疆界。从一门学问精益求进的角度来说是太保守了些，但对於星命学本身的发展而言这可能是最明智的抉择了吧。

案例与命理学的演进

以上我们大致鸟瞰了星命学面对案例挑战时所采取的回应方式，粗略观察到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其中最首要的是理论本身几乎完全不见因为案例的挑战而牵动。论者可能补充了一些内容，包括其他术数所用的因素如分野这样的观念，但这是补充增益，而不是去修改理论架构。换句话说，当这门学问面临失灵危机的时候，术者最先想到的常是去看有没有其他的小因素还要再考虑进来，或者根本就寻求非理论的解释来开脱。基本理论的展现风格似乎有著某种僵固性，宁可你不相信命理，他就是稳如泰山，纹风不动。

像《三命通会》这部权威极高的书籍正是这样的风格。诚然在其书中的特定部份确是多少参纳了些如上述「享用过甚」等非理论的说法，来为解释八字失灵的情形兹一谈助，但是只要一谈到理论本身就丝毫不肯假借。在前面一再提到的「十干日某时断」的组合中，同条之下有时收容了若干显然命运跟总断迥异的案例，但是万民英对这样的情形并不多作交代，甚至於不屑用风水、阴功等非理论的途径来开脱。[95] 反倒是对於命造大致相同，但仕途的品级有些微差别者却斤斤计较，详论其富贵之所以然。

像这样在形式上理论僵固、对於案例无话则短，有话则长的情形其实凸显了星命学这门学术特质的重要表徵。那就是无论是西洋占星学也好，本土的四柱也好，都是先有一套宇宙观作基础，然後解释天如何能影响人，逐步演化推衍而来。如前述万民英分析自己的命造，就是全在推演理论，最後拿出实际八字印证而达到「命信然」的结论。拿出八字来当然在修辞上大大增强了理论推演结果的可信度，但是八字本身在这里没有提供任何更多的资讯。如果我们去看一部《郑氏星案》、一部《杜氏星案》中的所有案例，情况也都是如此，里面并没有发展出什么《张果星宗》中所没有的理论内容。因为案例中所有可以被拿出来讨论的素质，早已经在被纳入命理学内容一部份之後、在案例里提出之前、就在理论中定义殆尽，所以案例在此最多只能提供此理论另一种方式的示现形态而已，它并不创造新知识。

这样在形式上实际案例拿出来只当作「印证」而非「证明」之用的设计，对星命学本身的稳定其实颇具深意。如果星命学理论真要依靠够多案例的民意支持才能成立，那么早就已经崩盘了。理论必须顺著自己的逻辑走，不能一个一个屈就去处理违反它推演结果的案例，否则将只会倒持太阿，势必要促导全盘的重整，最後非得承认自己理论内部有多处矛盾不可。以上用增益新法或非理论的方式去处理，对於星命学的安定与繁荣都是十分明智的。

有关星命理论不需要案例支持即可屹立长存的说法，这里可以提供一个例子。在《三命通会》中有一个特别的格局名叫「十干十二年生大贵人例」。此格极为不凡罕有，但毫无案例可资印证。在这个格局下万民英这样说：

以上逐年只有一日一时主有大贵人，应世建功立业之命，不然出尘神仙，常术不能晓也。大贵人莫过帝王，考历代创业之君及明朝诸帝，无一合者。余尝谓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如此年月日时生者岂无其人，然未必皆大贵人。要之天生大贵人必有冥数气运以主之，年月日时多不足凭。[96]

如此没有任何案例基础，而最贵的大贵人又都不出生於这些时段的格局，虽说也不算是针锋相对的反证，但岂不正警示此物的实践可信度大有问题吗？连万民英都不敢为它多说话，却也还是安然在正统命书中居一席之地。若星命学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实例之上，岂得有此？

以上说明了在形式或展现风格上，星命学中出现的案例不作创造新知识之用，也解释了为什么星命学适合避免以牵动理论的方式来应付不符其理论的案例。但是案例真的在星命学的发展中毫无作用吗？理论真的是完全僵固不可能动摇的吗？笔者的答案却也是否定的。若要细论後者，需要有更多史料才有可能做到，非本文所能及，但由前述子平法的基本形可以从三柱变成四柱，以及占星历经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可知，基本理论当然是可能改变的。而理论面临修改之必要，却也和案例的验证脱不了关系，只是这些影响理论或法则的案例是一些「暗」例，他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以案例的形式出现。

医学史的上古时期也几乎是「无案可稽」，但不代表医者并未将所经历过的案例心得笔之於书，只是以验方的方式呈现。星命学也是如此。文本字里行间散见「此法多验」或「不验」的的语句，就是星命法则历经案例锤链的痕迹。长久下来渐渐裁汰了一些理论或法则、逐步改变星命学至现今的面貌。为什么这个时候案例可以不受理论僵固性的限制，不但没有被漠视，而且还可以发挥作用？答案是这是当有理论并未定於一尊，有竞争者存在时才容易发挥作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以实际案例裁理论之是非长短者的情形，无不是在术者对於某些问题有歧见的场合。这些时候暗例也好、明例也好，是作为证明者而非印证者出现的。如《耶律真经》开头不久之後在提到星家长久以来的宫、度之争後，即提出其星度的推算结果，并强调「此皆历验，非臆度。」[97] 彷佛带了一手回马枪，暗喻在星命学中有很多理论或法则，不外是臆度所生。

一个远较有名、也更为麻辣有趣的明例是前面提到过的《张果星宗》＜评人生禀赋分金赋＞，在这方面的意义尚无人讨论过。这篇假借对答预测开元诸臣日後命运的问答集，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教导後学如何掌握抽象法则推算命盘，但是文中的张果在告诉年轻人什么才是「正确」的看命法时，却在教学的包装之下，夹带著有利本门的宣传以及对别派的诋毁。文中极其露骨地假借一个托为唐初术数界名人的「袁天纲」作为张果代言人的名义，大肆攻击另外一个被称为唐太宗御前知名数学家、术数家「李淳风」的见解。文中一篇头就开宗明义，以尧时生人张果的口吻告示後学小子本门派的基本立场：

前辈天纲号为善知天文象纬、曾会诸星於竺罗、及得予旨、方知用宫主为非，以度主为是。[98]

用度不用宫也正是《张果星宗》全书的基本立场。以一个外行人看《集成》，可能不容易看出这个门道，然而在附有韩擢＜序＞的版本，就明言了这个立场，并批评遵奉「宫主」的「琴堂家正坐此，以故多不应云。」这显然这也是宫、度纷争下的产物。[99] 当然，所示范的案例看命法则，也都是按照「度主」派的逻辑在走。尽管从其论述内部，我们还是可以说案例并未跳脱所承理论之新知识，但是一旦有了对照组，其意义马上不同，在此一转成为门派之间论辩的重要说理工具。在《张果星宗》尚存，而其对手「琴堂家」早已无影无踪的今日，回首夙昔，也许＜分金赋＞内这些史家看来荒诞不经的案例，还真的曾在策反敌方或说服游离者这些方面，立下过不少汗马功劳。

结语

本文从星命学必须接受案例考验的前提，讨论其在中国历史发展有关知识特性的面向。得到了案例在星命学的文本中是居於边缘但独立的地位；在案例挑战下理论失灵时，星命家通常以增益解释因子和非理论的方式来回应；以及案例虽在形式上只容许附丽於的星命学理论，但是在理论尚处竞争阶段时，成功的案例可能使某派的星命学在物竞人择中扮重要地位等这三个结论。

诚如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所说，人们可能会想当然耳地认为，容易受经验鼓舞的人脑会从比较具体的事物开始分析，渐渐转趋抽象；但事实上不管是什么科学的领域都并非如此。[100] 星命学并不例外。若将本文所试图解答的三个问题质诸其他预测性的学科，相信会得到不尽相同的答案。如果要问为什么那些答案会跟上述三结论有所不同，这正好是星命学观过知仁之资，却也是它魅力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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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员。

[1] Donald N. McCloskey, 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xi.

[2] 这份声明原发表於The Humanist (September/October, 1975)，全文仍可在该刊主办单位，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的首页http://humanist.net/documents/astrology.html 找到。

[3] 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NLB, 1978), pp 91-96.

[4] 丁致良译，《占星学》，（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96），页7。

[5] 矢野道雄，《密教占星术》（东京：东京美术，1986），页 1-46; 164-178。传统上对於个人占星学在中国的出现大多会提到中唐由中亚传入的《都利聿斯经》。矢野也提到了这部经典，也认为这本书的占星内容当比《宿曜经》更直接影响中国占星术的发展。但可惜此书已经亡佚，无从讨论其间的关系。

[6] 何丙郁，＜「紫微斗数」与星占学的渊源＞，《历史月刊》68 （1993），页39。

[7] 如吕才认为汉初的司马季主为禄命学的开创性人物，但是根据贾谊的文章我们只知道他用卜筮可以知人禄命，不能确定他所使用的技术是否为以计算人的生辰为基础。宋濂则认为更早，因为《史记》＜天官书＞中就有了禄命家常用的「空亡」概念。此说固然，但是术家常常援引另一系统的术数概念以为己用。如星家多用四柱者即是显例。不足以作为禄命在汉以前就有的证据。

[8]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Taipei: Caves Books, 1985), vol. 2, p. 356.

[9] 中村璋八，《五行大义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3），页212-221。

[10]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1981），页4063-4064。其中「南阳近亲」条当指张机《伤寒论》＜序＞所说其南阳宗族十之六七在短期之内死於伤寒的典故。

[11] 梁湘润、韩炳庆《命学大辞渊》（台北：东方命理书苑，1974），页560。

[12]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1965），页4064。

[13] 前揭书，页4062。

[14] 李虚中，《李虚中命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1986），子部809册，页1。

[15] 韩愈，＜三星行＞，《艺术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据1934年中华书局影印雍正铜活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再影印，1993)，卷629；第472册，页58A上。

[16]宋濂，＜禄命辩＞，《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7A下。《四库》作李弥乾《演禽通纂》，＜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1986），子部809册，页237。

[17]薮内清，《?补改订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页190

[18] 苏轼，《东坡志林》，《艺术典》卷630；第472册，页61A中。

[19] 宋濂，＜禄命辩＞，《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7B下。

[20] 《艺术典》卷565；星命部汇考1，共1卷。

[21] 《艺术典》卷566；星命部汇考2，共1卷。

[22] 《艺术典》卷567-585；星命部汇考3-21，共19卷。

[23] 袁树珊，《中国历代卜人传》（台北：新文丰出版社重印，1998），页356。陆位另著有《星学纲目正传》20卷，见《明史》（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艺文志＞，页2443。

[24] 此书的一个三卷节本的《星命溯源》被收入《四库全书》时，乾隆馆臣根据做了若干文献考证，根本上否定此书会作於唐代，对於张果这位挂名的作者，也删去「不题」，见《星命溯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09，页45-46。不过，比起文献考证，下面提到的现代观点论据似较坚强。

[25] 薮内清，《?补改订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页190

[26] 李光浦，《果老星宗新诠》（台北：武陵出版社，1999），页12。

[27]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p. 352 ; 薮内清，《?补改订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页190-191; 何丙郁，＜「紫微斗数」与星占学的渊源＞，《历史月刊》68 (1993)，页47。

[28] 《密教占星学》，页168。

[29] 《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5b下；又见袁树珊，《中国历代卜人传》（台北：新文丰出版社重印，1998），页379-380引《光绪浙江通志》。二者文字有小异。如後者称郑每次推命倒悬仰观旬「月」，不免太久。此从《集成》。

[30] 有关这桩公案以及相关的意义请参考吴以义，＜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之间的传递＞，《新史学》，3卷4期，页57-94。

[31] 李约瑟在前揭介绍《郑氏星案》时指为14世纪的星盘。另外李光浦在40案中考出到15个，发现案目不依时代排列，时间最早为1312年12月27日（阴历十一月29日，案32），最晚者为1376年2月2日（阴历正月12日，案8），前後相隔64年，稍微久了一些，但也非不可能。见李光浦《郑氏星案新诠》（台北：武陵出版社，1998），页301-302。

[32]袁树珊引《光绪处州府志》有一明人杜璇，「精於星命，言祸福贵贱无不验。名著远迩。当道士大夫皆信重之。」事迹乡里相同，名亦相近，不知是否同一人。见《中国历代卜人传，页372。

[33] 《艺术典》卷585；第469册，页36A下

[34]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1965），页4063-4064。其中「南阳近亲」条当指张机《伤寒论》＜序＞所说其南阳宗族十之六七在短期之内死於伤寒的典故。

[35] 《艺术典》卷585；第469册，页36A下

[36]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教本，1986），页2443。

[37] 《艺术典》卷570；第468册，页24Ａ上-27Ｂ中。

[38] 由於年代毕竟是历史学家有职责处理的问题，《四库全书》的＜提要＞直接将李登放在明代的嘉靖二年，除了因为平、靖意近，亦因「中都」这个地名属於明代之故耶。但这样的话实与本文预测天宝後事的目的相违。总之除了解释成故弄玄虚，则种种疑难无可解。关於此篇的年代，置之不问可也。

[39] 《艺术典》卷571；星命部汇考22，P. 306下。

[40] 《艺术典》卷586；星命部汇考22，不满一卷。

[41] 何丙郁，1993 、页。文中作卷4，当有本。

[42] 此本被称为《耶律学士星命秘诀》，简称《耶律秘诀》，见万民英，《星学大成》，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册809，页469-485。

[43] 耶律纯，《星命总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09，页191-236。

[44] 《艺术典》卷586；星命部汇考22，不满一卷。

[45] 《艺术典》卷630；第472册，页59B中。

[46] 《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6-），第4册，页993。

[47] 《艺术典》卷587；星命部汇考23，不满一卷。

[48] 《艺术典》卷587-588；星命部汇考23-24，一卷有余。

[49] 《艺术典》卷589；星命部汇考25，不满一卷。

[50] 《艺术典》卷589；星命部汇考25，不满一卷。

[51] 《艺术典》卷590；星命部汇考26，共1卷。

[52] 《艺术典》卷591；星命部汇考27，不满一卷。

[53] 《艺术典》卷591-592；星命部汇考27-28，一卷有余。

[54] 《艺术典》卷593-628；星命部汇考29-64，共36卷。

[55]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1986），子部116册，页810-1。

[56] 前揭。

[57] 《艺术典》卷607；星命部汇考43，第471册，页12Ｂ下。

[58] 《艺术典》卷617；星命部汇考53，第472册，页3Ｂ上。

[59] 袁树珊，《中国历代卜人传》（台北：新文丰出版社重印，1998），页757。

[60] 《艺术典》卷601；第440册，页40B下- 41A上。

[61]四柱完全不宣称拥有预测日、时运势的能力。紫微斗数则有推流日、流时法，当即西方原本留下的痕迹，但笔者对於现在流行的紫微斗数的源流和版本都有所疑问，难在此深论。至於明代以前的星学著作，尽管笔者尚未发现在理论或案例有关於占日、时的讨论，但是郑希诚的传记中有他预测次日他和友人将同时受刑罚，友人所受加倍的传说，无疑即是此能力的体现。见《中国历代卜人传》，页。

[62] 如万民英就说过他「平生所收缙绅八字极多。」换言之，我们所能得到的史料从蒐集的起点就已经预先有了偏好，所得到的结果，自然不会和西方作为顾客记录日志的结构相同。

[63] 有关算命行骗的手法，大致上是预先以别法窥伺顾客的情报，假装成推算的结果；或预言已经安排好的桥段，当发生後使顾客讶以为神。如见《艺术典》卷630；第472册，页62Ａ上。其他可参考《清稗类钞》中＜隔夜算命＞、＜以河洛数推命＞等条。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0册，页4616; 4625。

[64] 《集成》引《却扫编》，此编只是举出了一个有名术者算错的例子。见见《艺术典》卷630；第472册，页59B上-59B中。

[65] 宋濂，＜禄命辩＞，收入《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7B上。

[66]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er’s Sons, 1971), pp. 358-363.

[67] 这可能是《宿曜经》及其他传来的西域占星学会走向消亡或汉化命运的主要原因。

[68] 史称石亨在策谋明英宗复辟之前曾以成败问精禄命之万祺，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这样的例子很难说是政治投机、预测准确、还是因为有利的预测刺激其事的成功。事见《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5Ａ上。当然，也会有很多例子术者妄言祸福而导向失败，但这样的情是不容易被大肆报导，尤其不会载入命书里面的。

[69] 如帮陆位再版《张果星宗》作〈序＞的韩擢就提到他早年算命者所说得话，在他心中回味不去。见《果老星宗》（台北：武陵出版社，1997），页3。

[70] 《集成》引《东轩笔录》，见《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9Ａ中。

[71] 如万民英，《三命通会》＜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10，页2; 万民英，《星学大成》，＜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09，页285；耶律纯，《星命总括》，＜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09，页192。

[72] ＜以蠢子数推命﹥，收入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页4626。

[73] 据说有些术者会主动提到这个问题，并要求占者说出其家中情况确认，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可以套到不少求占者的情报。见＜以河洛数推命﹥，收入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0册，页4625。

[74] Wu Yi-Li, “”. 初稿发表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

[75] 《艺术典》卷630；第472册，页61B中-下。

[76] 《艺术典》卷630；第472册，页6A下。

[77] ＜以河洛数推命﹥，收入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0册，页4625。

[78] 如前述《三命通会》星家亦宗之。今日之紫微斗数已经加入很多四柱的成份，但尚有术者更寻求「紫平合参」，谋能融合一个以太阴历的和一个以节气为基础的占法，以解决占算困境的办法。

[79] 万民英，《星学大成》，＜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09，页285-286。

[80] 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页268